一、通代（具有概論性質，跨域不同斷代的作品）

（一）專書
岡本隆司著，郭清華譯，《日中關係1500年：從朝貢、勘合到互市，政冷經熱交錯影響下的東亞歷史》，臺北：麥田，2019年3月。

（二）論文
方瀟，〈天災與人禍：傳統中國對地震的政府問責機制及其現代啟鑒〉，《法制史研究》35，2019年7月。

二、先秦

（一）專書
陳炫瑋，《考古發現與《左傳》文獻研究》，臺北：萬卷樓，2019年7月。
劉芮方，《周代爵制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8年3月。

（二）論文
李念祖，〈從〈洪範〉到憲法典──天命哲學的典範轉移〉，《法制史研究》35，2019年7月。
林育瑾，〈以韓非思想反思人權的本質與爭議〉，《臺大文史哲學報》91，2019年5月。
洪巳軒，〈誰能制定較好的法律？論《韓非子》法治理論的根本困難〉，《政治科學論叢》81，2019年9月。
楊勝傑，〈談儒家對法治社會的省思──以「是否贊成廢除死刑政策」為例〉，《中國語文》125：6，2019年12月。

三、秦漢魏晉南北朝

（一）專書
王萌，《北魏北部邊疆與民族政策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3月。
彭豐文，《魏晉南北朝時期邊政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3月。
雷家驥，《中古大軍制度緣起演變史論（上、中、下）》，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3月。

（二）論文
水間大輔，〈秦漢時期的死刑與暴屍、埋葬〉，收錄於法律史研究室主編，《中華法理的產生、應用與轉變──刑法志、婚外情、生命刑》，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19年12月。
佐佐木滿實，〈從簡牘資料看秦代的夫妻關系及其建立〉，收錄於黃人二等著，《出土文獻與中國經學、古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高文，2019年9月。
何有祖，〈里耶秦簡綴合札記（二則）〉，《中國文字》新44，2019年3月。
沈培，〈嶽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和北大秦簡《教女》「莫親於身」及相關問題簡論〉，《中國文字》2019：夏＝1，2019年6月。
林宏哲，〈西漢西域的軍政管理──西域都護、戊己校尉拾零〉，《中正歷史學刊》22，2019年12月。
林益德，〈秦代律令中的黃金與銅錢問題──以岳麓秦簡、里耶秦簡為中心〉，《法制史研究》35，2019年7月。
林獻忠，〈百年來漢代戍卒研究──以漢簡為中心〉，收錄於中國中古史研究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中古史研究（十八）》，臺北：蘭臺，2019年12月。
高震寰，〈試論秦律中的「君子」及其在爵制發展史上的意義〉，《早期中國史研究》11，2019年12月。
莊正沅，〈東漢「經明行修」策略下的士風與禮法衝突──以示範效應、道德困境為論〉，《雲漢學刊》38，2019年10月。
許惠琪，〈論法律之價值精神──《史記》「張釋之執法」意旨新探〉，《淡江中文學報 》41，2019年12月。
陳中龍，〈秦法與秦國父系家庭的形成〉，《早期中國史研究》11，2019年12月。
楊耀文，〈《嶽麓秦簡（伍）》簡198/1620「不聽父母笱若與父母言」試釋〉，收錄於黃人二等著，《出土文獻與中國經學、古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高文，2019年9月。
劉欣寧，〈秦漢律令中的婚姻與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0：2，2019年6月。
劉欣寧，〈秦漢律令中的婚姻與奸〉，收錄於法律史研究室主編，《中華法理的產生、應用與轉變──刑法志、婚外情、生命刑》，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19年12月。
鄭雅如，〈漢制與胡風：重探北魏的「皇后」、「皇太后」制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0：1，2019年3月。

（三）評論與回應
顏世鉉，〈《秦簡牘研究》評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9：1，2019年3月。

四、隋唐五代

（一）專書
朱雷，《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桃園：昌明文化，2019年3月。
齊陳駿，《敦煌學與古代西部文化》，桃園：昌明文化，2019年3月。
劉進寶，《敦煌文書與中古社會經濟》，桃園：昌明文化，2019年3月。
嚴茹蕙，《唐日文化交流探索：人物、禮俗、法制作為視角》，臺北：元華文創，2019年11月。

（二）論文
古怡青，〈試論唐代皇帝巡幸的乘輿制度〉，《法制史研究》36，2019年12月。
白照傑，〈官方身份認證下的數字統計──再論唐代「合法道士」人數〉，收錄於釋妙江主編，《身份認同及群體建構：第四屆五臺山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新文豐，2019年6月。
吳麗娛，〈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代地方機構行用的狀〉，《禮俗之間：敦煌書儀散論》，桃園：昌明文化，2019年3月。
李猛，〈貞觀十一年「道前佛後」詔與僧團回應──兼談此詔對長安僧團身份認同的刺激〉，收錄於釋妙江主編，《身份認同及群體建構：第四屆五臺山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新文豐，2019年6月。
李猛，〈原則與例外：武德中後期「偽亂地」廢省寺僧之實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0：3，2019年9月。
林冠群，〈解析吐蕃變法圖強與《史記》之間的關連性〉，《法制史研究》35，2019年7月。
施萍婷，〈本所藏敦煌唐代奴婢買賣文書介紹〉，《敦煌石窟與文獻研究（下）》，桃園：昌明文化，2019年3月。
施萍婷，〈延祐三年奴婢買賣文書跋〉，《敦煌石窟與文獻研究（下）》，桃園：昌明文化，2019年3月。
洪銘吉，〈唐代中、日兩國官學經學教育之關聯──以《唐六典》、《令義解》之記載為例〉，《弘光人文社會學報》22，2019年6月。
陳俊強，〈唐代死刑發展的幾個轉折〉，收錄於法律史研究室主編，《中華法理的產生、應用與轉變──刑法志、婚外情、生命刑》，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19年12月。
馮培紅，〈歸義軍官吏的選任與遷轉──唐五代藩鎮選官制度之個案〉，《敦煌學與五涼史論稿（上）》，桃園：昌明文化，2019年3月。
黃正建，〈新舊《唐書‧刑法志》的比較研究〉，收錄於法律史研究室主編，《中華法理的產生、應用與轉變──刑法志、婚外情、生命刑》，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19年12月。
劉竣承，〈評《唐代高層文官》〉，《中正歷史學刊》22，2019年12月。
聶順新，〈元和元年長安國忌行香制度研究──以新發現的《續通典》佚文為中心〉，收錄於湛如主編，《淑世超邁出世、紐帶多過界分：佛教與東亞宗教寺院的多重社會作用與功能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新文豐，2019年2月。

五、遼宋金元

（一）專書
周峰，《五代遼宋西夏金邊政史》，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9月。
徐昱春，《元代法定刑考辨》，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3月。
葛仁考，《元代直隸省部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3月。

（二）論文
田雲昊，〈宋代禁妓法令初探〉，《史穗》10，2019年11月。
朱浩毅，〈《折獄龜鑑》「尚德緩刑」思想芻議──以「宥過」、「矜謹」兩門為例〉，《史學彙刊》38，2019年12月。
李如鈞，〈宋人對西漢名法官張釋之的評價〉，《史學彙刊》38，2019年12月。
洪金富，〈元代姦非案疑題試解〉，收錄於法律史研究室主編，《中華法理的產生、應用與轉變──刑法志、婚外情、生命刑》，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19年12月。
高婉瑜，〈宋代檢驗書的身體認知及語言初探──以《洗冤集錄》下肢詞為例〉，《淡江中文學報》40，2019年6月。
趙晶，〈論宋太宗的法律事功與法制困境──從《宋史‧刑法志》說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0：2，2019年6月。
趙晶，〈論宋太宗的法律事功與法制困境──從《宋史‧刑法志》說起〉，收錄於法律史研究室主編，《中華法理的產生、應用與轉變──刑法志、婚外情、生命刑》，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19年12月。
劉曉，〈元代法律形式與法律體系的構建〉，收錄於法律史研究室主編，《中華法理的產生、應用與轉變──刑法志、婚外情、生命刑》，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19年12月。
羅仕龍，〈從律法價值的推崇到文學位階的確立：《竇娥冤》在法國的傳譯與接受〉，《戲劇研究》23，2019年1月。

（三）評論與回應
黃寬重，〈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評述〉，收錄於《藝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動與人際關係》，新北：臺灣商務，2019年7月。
黃寬重，〈陶希聖的中國社會史研究歷程〉，收錄於《藝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動與人際關係》，新北：臺灣商務，2019年7月。

六、明清

（一）專書
卜鍵，《天有二日？：禪讓時期的大清朝政》，臺北：三民，2019年5月。
于之倫，《清朝中前期正式法律淵源研究（1644-1840）》，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3月。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增訂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9月。
周忠，《明代南京守備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3月。
屈春海，《清宮檔案》，臺北：海鴿文化，2019年2月。
張凱特，《重構人間秩序：明代公案小說所示現之文化意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9年7月。
許毓良，《清代臺灣的軍事與社會：以武力控制為核心的討論》，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3月。
陳志豪，《清代北臺灣的土地開墾與「邊區」社會（1790-1895）》，臺北：南天，2019年5月。
陳殷宜，《清朝回疆伯克制度研究（上）》，臺北：文史哲，2019年7月。
陳殷宜，《清朝回疆伯克制度研究（下）》，臺北：文史哲，2019年8月。
瞿見，《言出法隨：《採運皇木案牘》校箋與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3月。

（二）論文
王日根，〈由《備邊司謄錄》看清代東亞海域北段沿海貿易實態〉，《淡江史學》31，2019年9月。
王志亮、王淑華，〈晚清監獄之亂象〉，《矯政》8：3，2019年7月。
王泰升、曾文亮、吳俊瑩，〈清治時期傳統中國的審案機制〉，收錄於王泰升編，《多元法律在地匯合（台灣史論叢‧法律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8月。
吳大昕，〈明初的雜職官制度〉，《明代研究》32，2019年6月。
吳靜芳，〈穿鄉越境：清代檔案所見賣藥人的活動與行銷手法〉，《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2：1，2019年4月。
吳靜芳，〈藥物與犯罪：清代刑案所見麻藥的使用及其風險〉，《故宮學術季刊》36：3，2019年11月。
李文良，〈從「客仔」到「義民」：清初南台灣的移民開發與社會動亂（1680-1790）〉，收錄於李文良編，《成為台灣客家人（台灣史論叢‧客家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9月。
李翹宏，〈清代番地治理與族群地權關係：以鳳山溪流域的竹塹社與客家佃戶為例〉，收錄於徐正光等編，《臺灣客家研究論文選輯3：客家聚落與地方社會》，新竹：國立交通大學，2019年1月。
邱怡靜，〈試論清朝前期文化政策對宗教政策的影響〉，《華岡史學》6，2019年3月。
張華克，〈建州女真將士獎功實例考析（上）〉，《中國邊政》218，2019年6月。
張華克，〈建州女真將士獎功實例考析（下）〉，《中國邊政》219，2019年9月。
張筱梅，〈嘉道時期國家權力與社會秩序的重整──以道光七年南匯京控案為主〉，《史匯》22，2019年12月。
張群，〈也談清代犯罪存留養親的現代價值──一個學術史的回顧與思考〉，《法制史研究》36，2019年12月。
陳志豪，〈隘糧與大租：清代竹塹地區合興莊的隘墾事業與閩粵關係〉，收錄於陳麗華等編，《臺灣客家研究論文選輯2：客家形成與社會運作》，新竹：國立交通大學，2019年1月。
陳志豪，〈清代臺灣的番屯制度與墾莊建構：以竹塹地區的九芎林莊為例〉，收錄於李文良編，《成為台灣客家人（台灣史論叢‧客家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9月。
陳韻如，〈「刁婦／民」的傳統中國「（非）法」秩序──預測論、潛規則與淡新檔案中的姦拐故事〉，《中研院法學期刊》2019：1，2019年10月。
鹿智鈞，〈風俗與法律──以清朝之「安科禮」為討論中心〉，《法制史研究》36，2019年12月。
傅想容，〈清代禁令桎梏下的《金瓶梅》傳播〉，《國文天地》35：7＝415，2019年12月。
楊奇霖，〈「佛法」與「王法」：佛教在清帝國身份認同中的作用──以康熙朝喀爾喀蒙古一世哲布尊丹巴為中心〉，收錄於釋妙江主編，《身份認同及群體建構：第四屆五臺山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新文豐，2019年6月。
葉高樹，〈實營伍而濟兵艱：清朝的養育兵制度〉，《法制史研究》36，2019年12月。
劉芳亭，〈清乾隆時期臺灣「娶番婦佔番業」的歷史意義再探──以岸裡大社為例〉，《新北大史學》25，2019年6月。
鄭維中，〈帶入西方法律的荷蘭統治者〉，收錄於王泰升編，《多元法律在地匯合（台灣史論叢‧法律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8月。
鄭螢憶，〈清代臺灣官員「番界」認識與番人分類的演變〉，《國史館館刊》60，2019年6月。
鄭螢憶，〈從屬與分立：十八世紀「北港」社群的形成與番社行政〉，《臺北文獻》208，2019年6月。
謝曉輝，〈當直接統治遭遇邊疆風俗：十八到十九世紀湖南苗疆的令典、苗俗與「亂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4，2019年6月。

（三）評論與回應
王學深，〈書評：評Shuang Chen, State-Sponsored Inequality: The Banner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Northeast China〉，《漢學研究》37：3，2019年9月。
馬超然，〈劉錚雲《檔案中的歷史：清代政治與社會》 評介〉，《法制史研究》36，2019年12月。
蔡亞龍，〈評介李新峰《明代衛所政區研究》〉，《明代研究》33，2019年12月。
闞緒強，〈超越概念之外：評陳亞平《尋求規則與秩序：18-19世紀重慶商人組織的研究》〉，《法制史研究》36，2019年12月。

七、近現代（1840-1949）

（一）專書
王慧婷，《黨同伐異：「反革命罪」及其爭議（1927-1931）》，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3月。
和田春樹著，易愛華、張劍譯，《日俄戰爭：起源與開戰》，新北：廣場，2019年7月。
黃自進、陳佑慎、蘇聖雄主編，《近代中日關係史料彙編：一九三O年代的華北特殊化（共三冊）》，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年10月。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近代中日關係史料彙編：九一八事變的發生與中國的反應》，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年12月。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近代中日關係史料彙編：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華的破壞與侵逼》，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年12月。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近代中日關係史料彙編：國民政府北伐後中日外交關係》，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年12月。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近代中日關係史料彙編：國民政府北伐後中日直接衝突》，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年12月。
吳宇凡，《從存史到資政：民國以來檔案管理政策與制度變革（1912-1987）》，臺北：國史館，2019年10月。
吳豪人，《「野蠻」的復權：臺灣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與現代法秩序的自我救贖》，臺北：春山，2019年5月。
岡本真希子著，郭婷玉等譯，《殖民地官僚政治史：朝鮮、臺灣總督府與日本帝國（上、中、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10月。
宮崎聖子著，郭婷玉譯，《殖民地臺灣之青年團與地域變貌（1910-19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3月。
栗原純著，徐國章譯，《日本帝國主義與鴉片：臺灣總督府的鴉片政策（增補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6月。
《國史館現藏總統副總統檔案目錄──蔣中正》編輯委員會編，《國史館現藏總統副總統檔案目錄──蔣中正》第三編（17-22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7月。
《國史館現藏總統副總統檔案目錄──蔣中正》編輯委員會編，《國史館現藏總統副總統檔案目錄──蔣中正》第四編（23-32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11月。
常雲平等主編，《中國戰時首都檔案文獻‧戰時交通》，臺北：崧燁文化，2019年12月。
畢凌雪，《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農業融資法制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3月。
許峰源，《南京國民政府參與國際聯盟的歷程（1928-1937）》，新北：致知學術，2019年12月。
陳小沖，《日據時期臺灣與大陸關係史研究：1895-1945》，臺北：崧燁文化，2019年1月。
陳隼東等主編，《臺灣省政府糧食處檔案清冊目錄》，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5月。
陳鋕雄，《日治時期的臺灣法曹》，臺北：元照，2019年5月。
臺灣憲兵隊著，宋建和譯，《臺灣憲兵隊史》，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7月。
歐素瑛等編，《國史館現藏總統副總統檔案目錄──陳誠》，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11月。
鄭洪泉等編，《中國戰時首都檔案文獻‧黨派活動》，臺北：崧燁文化，2019年3月。
魯靜如、王宜強編著，《溺女、育嬰與晚清教案研究資料匯編》，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9月。
戴天昭，《臺灣政治社會變遷史》，臺北：前衛，2019年5月。
邊文鋒，《「東亞通」薩道義與庚子和談》，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3月。

（二）論文
尤重道，〈日據時期臺灣繼承制度暨爭議問題之探討（上）〉，《全國律師》23：7，2019年7月。
尤重道，〈日據時期臺灣繼承制度暨爭議問題之探討（下）〉，《全國律師》23：8，2019年8月。
王宏志，〈「著名的第十三款」之謎：圍繞1843年中英《善後事宜清冊附粘和約》的爭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3，2019年3月。
王泰升，〈日治時期刑事司法與台灣社會的變遷〉，收錄於王泰升編，《多元法律在地匯合（台灣史論叢‧法律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8月。
王泰升，〈近代西方憲政體制的到來〉，收錄於王泰升編，《多元法律在地匯合（台灣史論叢‧法律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8月。
王泰升，〈原住民族相關法制的回顧及省思〉，收錄於王泰升編，《多元法律在地匯合（台灣史論叢‧法律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8月。
王泰升，〈戰後初期新內地的再延長與法律現代化〉，收錄於王泰升編，《多元法律在地匯合（台灣史論叢‧法律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8月。
王泰升，〈戰後的繼受當代歐美日本法制及法學〉，收錄於王泰升編，《多元法律在地匯合（台灣史論叢‧法律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8月。
王泰升，〈臺灣法律史的提出及學科化〉，《中研院法學期刊》2019：1，2019年10月。
王麒銘，〈臺灣總督府與對岸的日本領事：領事兼任總督府事務官之考察〉，收錄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第十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5月。
王麗香，〈日治時期臺灣中學校的課後監督者──「教護聯盟」研究〉，收錄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第十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5月。
末武美佐，〈日治初期臺灣家畜疫病預防政策之試行──以海港獸類檢疫為中心（1896-1911）〉，《臺灣師大歷史學報》62，2019年12月。
安西真理子，〈日本統治期台湾の警察官‧鈴木清一郎と出版検閲：『臺灣出版關係法令釋義』刊行の背景〉，收錄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第十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5月。
安西真理子著，洪幸音譯，〈臺灣日治時期警察鈴木清一郎與出版檢閱：《臺灣出版關係法令釋義》刊行之背景〉，收錄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第十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5月。
何義麟，〈戰後在日臺灣人的國籍轉換與居留問題〉，收錄於許雪姬編，《來去台灣（台灣史論叢‧移民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10月。
何燿光，〈十九世紀末中日對地緣威脅認知的建構、理解與回應──以海權為中心的差異詮釋〉，《通識教育學報》5，2019年12月。
吳有道，〈日據臺灣不動產物權變動之研究──以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944號為例〉，《中國地方自治》72：8，2019年8月。
吳俊瑩，〈臺灣法律專業社群的研究史回顧（1992-2017）〉，《中研院法學期刊》2019：1，2019年10月。
李君山，〈七七事變之前的冀察政務委員會〉，《臺大歷史學報》63，2019年6月。
李佩蓁，〈制度變遷與商業利益──以中英商人在臺灣樟腦貿易的行動為中心（1850-1868）〉，《新史學》30：1，2019年3月。
沈靜萍，〈多元鑲嵌的日治時期台灣人家族法〉，收錄於王泰升編，《多元法律在地匯合（台灣史論叢‧法律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8月。
官志隆，〈臺灣清領、日治時期的神明會買賣契約文書──以嘉義溪口曾家古文書為例〉，《中正歷史學刊》22，2019年12月。
東山京子，〈台湾総督府専売局文書のアーカイブズ的研究〉，收錄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第十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5月。
東山京子著，陳妙娟譯，〈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文書的檔案性研究〉，收錄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第十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5月。
東山京子，〈臺灣總督府文書管理體制的建構與崩解〉，收錄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總督府檔案與臺灣統治》，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5月。
林文凱，〈清帝國在台灣的早期現代統治理性：對東、西方現代性演變的再思考〉，收錄於湯志傑編，《交互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從台灣出發的反省》，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2月。
林文凱，〈清代到日治時代臺灣統治理性的演變：以生命刑為中心的地方法律社會史考察〉，收錄於法律史研究室主編，《中華法理的產生、應用與轉變──刑法志、婚外情、生命刑》，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19年12月。
林佩欣，〈臺灣總督府的統計情報流通體系：以鶯歌庄為中心的探討〉，《臺北文獻》209，2019年9月。
林政佑，〈近三十年臺灣刑事司法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研院法學期刊》2019：1，2019年10月。
林慶弧，〈戰後初期臺灣省立圖書館的接收與營運──以《山范交接檔案》為例之觀察（1945-1947）〉，《臺灣古文書學會會刊》23/24，2019年4月。
金子肇，〈不服從民意的代表──新國會的「議會專制」〉，收錄於深町英夫主編，《中國議會百年史──誰代表誰？如何代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11月。
金觀濤、劉青峰、邱偉雲，〈中國現代主權觀念形成的數位人文研究〉，《二十一世紀》172，2019年4月。
侯嘉星，〈中研院近史所《農林部檔案》介紹及其相關議題討論〉，《檔案半年刊》18：2，2019年12月。
姜子浩，〈1918-1923年間日本對華文化政策的形成、傳播與落實──以留學政策為切入點〉，《新北大史學》25，2019年6月。
施應犢等著，〈日治初期臺灣警察權行使實況之分析──以1898-1899年《臺灣日日新報》為中心〉，《新北大史學》24，2019年2月。
洪廣冀等著，〈從「本島森林的主人翁」到「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臺灣森林計畫事業區分調查的再思考（1925-1935）〉，《臺灣史研究》26：2，2019年6月。
胡孝忠，〈民國廣州光孝寺之侵佔、發還所見國家和佛教身份認同研究〉，收錄於釋妙江主編，《身份認同及群體建構：第四屆五臺山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新文豐，2019年6月。
胡家瑜、林欣宜，〈南庄地區開發與賽夏族群邊界問題的再檢視〉，收錄於徐正光、陳板主編，《臺灣客家研究論文選輯3：客家聚落與地方社會》，新竹：國立交通大學，2019年1月。
苗延威，〈軍閥政權與身體政治：馮玉祥主政時期的河南省放足運動及其反挫（1927-29）〉，《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1：2，2019年6月。
姬凌輝，〈醫療、法律與地方社會：民國時期「劉梁醫訟案」再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4，2019年6月。
孫宏雲，〈區域代表或職業代表？──國民黨對職業代表制的理解和運用〉，收錄於深町英夫主編，《中國議會百年史──誰代表誰？如何代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11月。
孫家紅，〈他山之玉：鞏濤先生與他的中國法律史研究〉，《法制史研究》35，2019年7月。
徐世博，〈科舉制度與清末上海書業市場：以崇德公所和書業公所為中心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5，2019年9月。
高木友規，〈日治後期臺中州季節保育所的發展──以政策施行為主〉，《師大臺灣史學報》12，2019年12月。
張力，〈江南造船所承造美船之追討欠款交涉（1917-1936）〉，《國史館館刊》61，2019年9月。
張安琪，〈日治初期殖民地舊慣溫存下的官廟政策〉，收錄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第十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5月。
張泰蘇著，肖煒霖譯，〈比較法在現代中國的發展〉，《法制史研究》36，2019年12月。
許佩賢，〈戰爭時期街庄的教育行政與教育實況──以《臺北州檔案》為中心的探討〉，《臺北文獻》209，2019年9月。
許蕙玟，〈從標頭到商標──以施錦玉香鋪為例〉，收錄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第十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5月。
陳姃湲，〈一場以失敗收場的殖民地實驗：1910年代臺灣對娼妓就業契約的公證義務化及其廢除〉，《臺灣史研究》26：2，2019年6月。
陳宛妤、王泰升，〈日治初期資本主義財產法制的確立〉，收錄於王泰升編，《多元法律在地匯合（台灣史論叢‧法律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8月。
陳宛妤，〈探尋臺灣財產法秩序的變遷──臺灣財產法史研究的現狀與課題〉，《中研院法學期刊》2019：1，2019年10月。
陳昭如，〈寧靜的家庭革命，或隱身的父權轉型？論法律上婚家體制的變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4，2019年12月。
陳計堯，〈人流、物流、金流：條約港體制下南臺灣與日本的經貿關係（1865-1895）〉，《歷史臺灣》18，2019年11月。
陳凱雯，〈日治時期鶯歌庄公會堂與地方社會──以《臺北州檔案》為中心〉，《臺北文獻》209，2019年9月。
彭博，〈民國時期中醫醫事糾紛研究〉，《月旦醫事法報告》31，2019年5月。
曾文亮，〈日治時期台灣的辯護士社群〉，收錄於王泰升編，《多元法律在地匯合（台灣史論叢‧法律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8月。
曾建元，〈台灣制憲與中國制憲──啟蒙與歷史的辯證〉，《臺灣國際研究季刊》15：3，2019年9月。
賀祥（Joshua Hill），〈「選舉而出以運動，已與真理不合」──再談民國初期選舉制度〉，收錄於深町英夫主編，《中國議會百年史──誰代表誰？如何代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11月。
馮先祥，〈國際法會及其歷史之初探（1912-1916）〉，《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51，2019年5月。
黃仁姿、 薛化元，〈戰時與戰後初期台灣農業組織的調整與變革（1941-1948）〉，《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51，2019年5月。
黃文德，〈文化主權的展現──民初至抗戰初期中國國際書刊交換問題（1911-1940）〉，《國家圖書館館刊》108：1，2019年6月。
黃正宗，〈戰後臺灣戰爭保險金求償問題研究（1945-1957）〉，《臺灣文獻》70：2，2019年6月。
楊雅蓉，〈誰的道路？日治時期臺灣近代化道路管理對牛車之影響〉，《臺灣史學雜誌》27，2019年12月。
溫國良，〈從檔案看明治36年（1903）臺南廳之官廟調查概況〉，收錄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第十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5月。
虞和芳，〈早期的中德外交關係述論〉，《漢學研究集刊》28，2019年6月。
趙晶，〈論內藤乾吉的東洋法制史研究〉，《古今論衡》32，2019年6月。
趙晶，〈論中村茂夫的東洋法制史研究〉，《法制史研究》36，2019年12月。
劉罡羽，〈臺灣日治時期的公設市場──以臺灣總督府史料為據〉，收錄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第十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5月。
劉澤民，〈「經理謝打馬眾番界址」試探〉，收錄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第十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5月。
潘繼道，〈晚清臺東直隸州的制度與運作〉，《國史館館刊》61，2019年9月。
蔡仲岳，〈追尋所謂「自古以來」：清季東沙島問題與研究主權歸屬的過程〉，《中國邊政》218，2019年6月。
應俊豪，〈英商太古安慶輪劫案與中英善後處置交涉（1928）〉，《海洋文化學刊》27，2019年12月。
檜山幸夫，〈臺灣總督的職務權限與臺灣總督府機構〉，收錄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總督府檔案與臺灣統治》，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5月。
檜山幸夫，〈臺灣統治結構與臺灣總督府檔案〉，收錄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總督府檔案與臺灣統治》，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5月。
檜山幸夫，〈臺灣總督府之文書管理論〉，收錄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總督府檔案與臺灣統治》，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5月。
顏義芳，〈專賣制度下的臺灣燐寸（火柴）產業〉，收錄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第十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5月。
闞正宗，〈日本殖民時期龍山寺管理型態與日僧的活動（1895-1901）〉，《圓光佛學學報》33，2019年6月。
欒兆星，〈「黨化」抑或「獨立」？國民政府司法改革的理念及困境〉，《法制史研究》35，2019年7月。

（三）評論與回應

1. 回應王泰升〈臺灣法律史的提出及學科化〉

邱澎生，〈「學科化」如何成為問題？法史研究者的定位與展望 〉，《中研院法學期刊》2019：1，2019年10月。
陳惠馨，〈回應與挑戰評王泰升之「臺灣法律史的提出及學科化」〉，《中研院法學期刊》2019：1，2019年10月。
顏厥安，〈回應與挑戰評王泰升之「臺灣法律史的提出及學科化」〉，《中研院法學期刊》2019：1，2019年10月。
王泰升，〈再論臺灣法律史──對評論人的回應〉，《中研院法學期刊》2019：1，2019年10月。

2. 回應張泰蘇〈比較法在現代中國的發展〉

陳惠馨，〈作為法學方法論視野下的比較法〉，《法制史研究》36，2019年12月。
梁治平，〈「比較法」的三種形態〉，《法制史研究》36，2019年12月。
張泰蘇，〈敬答陳惠馨與梁治平教授〉，《法制史研究》36，2019年12月。

3.書評

蔡承豪，〈評介栗原純著《日本帝國主義與鴉片──臺灣總督府的鴉片政策》〉，《臺北文獻》209，2019年9月。
蘇聖雄，〈書評：評介黃自進、潘光哲主編《中日戰爭和東亞變局》〉，《國史館館刊》60，2019年6月。

（依姓名筆劃排序）

*本目錄由陳品伶小姐協助編制。

回選單

 

一、通代（具有概論性質，跨域不同斷代的作品）
（一）專書
小川快之著，趙晶編譯，《傳統中國的法與秩序：從地域社會的視角出發》，臺北：元華文創，2018年9月。
張晉藩、陳煜著，《輝煌的中華法制文明》，臺北：龍視界，2018年8月。

（二）論文
李冬楠，〈中國法史學教學之我見〉，《植根雜誌》34：12，2018年12月。

 

二、先秦
（一）專書
劉芮方，《周代爵制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8年3月。

（二）論文
黃銘崇，〈從基於親屬的政府到官僚的政府──殷周變革的一個重要面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9：2，2018年6月。
謝博霖，〈西周金文貴族副職說再探〉，《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44，2018年12月。
羅志偉，《《周禮》訴訟制度初論》，《國立屏東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3，2018年8月。

 

三、秦漢魏晉南北朝
（一）專書
王勇，《秦漢官制演變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8年3月。
陳文豪，《漢代大司農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8年3月。
楊椀清，《《嶽麓書院藏秦簡（叁）》〈學為偽書案〉相關問題研究》，臺南：臺灣周易養生協會，2018年9月。

（二）論文
甘懷真，〈從冊封體制看漢魏時期的國際關係〉，收錄於吳玉山編，《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8年2月。
田煒，〈論秦始皇「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及影響──兼論判斷出土秦文獻文本年代的重要標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9：3，2018年9月。
代國璽，〈秦漢的糧食計量體系與居民口糧數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9：1，2018年3月。
吳智雄，〈爭儲、謀反、冒名、廢黜：論西漢四種政權正當性事件與經典意義應用之互涉〉，《清華中文學報》19，2018年6月。
高震寰，〈試論秦簡中的「作務」〉，《法制史研究》33，2018年6月。
曾堯民，〈北朝僧官制度的遞嬗──以沙門大統為中心〉，《早期中國史研究》10：1，2018年6月。
趙立新，〈《南齊書‧百官志‧序》所見中古職官文獻與官制史的意義〉，《臺大歷史學報》62，2018年6月。
趙立新，〈漢魏兩晉南朝官僚選用文書的演變及其意義──以狀、行狀、簿狀和簿閥為主的考察〉，《早期中國史研究》10：2，2018年12月。
劉欣寧，〈漢代政務溝通中的文書與口頭傳達：以居延甲渠候官為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9：3，2018年9月。
羅仕杰，〈從漢簡看邊塞鬥毆與凶殺的三個案例〉，《嶺東通識教育研究學刊》7：4，2018年8月。

 

四、隋唐五代
（一）論文
段知壯，〈杜光庭的戒律觀及犯罪思想探析〉，《宗教哲學》83，2018年3月。
桂齊遜，〈《唐律疏議．鬬訟律》沿革考〉，《史學彙刊》37，2018年12月。
張雨，〈使職獨立審斷權的行使與唐後期司法政務運行 ──以財政三司為中心〉，《法制史研究》34，2018年12月。
陳登武，〈柳宗元的禮法思想與地方治理〉，《法制史研究》34，2018年12月。
劉怡君，〈《唐律疏議》「援經入律」之實況及其功能〉，《法制史研究》33，2018年6月。

 

五、遼宋金元
（一）專書
沈宗憲，《身後：宋代禮法中的官民喪葬》，臺北：五南，2018年2月。
廖峻，《宋代州級司法幕職研究（上、下）》，新北：花木蘭文化，2018年3月。
綦保國，《元代官營工商業法律制度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8年9月。
趙效宣，《宋代驛站制度》，新北：聯經，2018年8月。

（二）論文
王志浩，〈北宋士人政治文化考察──以范仲淹慶曆新政對科舉的改革為例〉，《新亞論叢》19，2018年12月。
朱銘堅，〈黨爭漩渦中的太學──以北宋哲宗朝太學的人事變動為中心作考察〉，《新史學》29：2，2018年6月。
洪麗珠，〈元代各從本俗下的風俗議論與法律走向──以漢族婚姻法與婚俗為例〉，《法制史研究》34，2018年12月。
劉柏宏，〈宋元明官箴書中的三《禮》、祭祀措施與禮教〉，《經學研究集刊》24，2018年5月。

 

六、明清
（一）專書
邱澎生，《當經濟遇上法律：明清中國的市場演化》，新北：聯經，2018年9月。
舒時光，《明清陜蒙交界地區土地利用的空間分佈與變化過程（上、下）》，新北：花木蘭文化，2018年3月。
黃源盛，《晚清民國刑法春秋》，臺北：犁齋社，2018年3月。
路偉東，《清代西北回族人口與回族經濟（上、中、下）》，新北：花木蘭文化，2018年3月。

（二）論文
于志嘉，〈再論明代的附籍軍戶：以浙江沿海衛所為例〉，《明代研究》30，2018年6月。
于志嘉，〈明代軍戶家族的戶與役：以水澄劉氏為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9：3，2018年9月。
江存孝，〈清代後期殺死姦夫條例的改正及其法理〉，《法制史研究》34，2018年12月。
池永歆，〈清乾隆年間大甲溪谷地的番產交易及其衍生的族群互動：以「岸裡大社文書」為文本的論述〉，《嘉大應用歷史學報》3，2018年2月。
余俊峰，〈情慾、身分與法律：十八世紀中國社會中的雞姦犯罪〉，《史轍：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學報》14，2018年7月。
李文良，〈番語與手印：新港文書的清代歷史學研究〉，《師大臺灣史學報》11，2018年12月。
李新峰，〈明代南北卷與南北解額〉，《明代研究》30，2018年6月。
邱榮裕，〈新埔褒忠亭義民廟興起與發展之探究──以兩件清代古文書契為中心〉，《新竹文獻》68，2018年3月。
張凱特，〈明代公案小說集中「割股療親」的踐履歷程與彰顯的典範意義〉，《臺北大學中文學報》23，2018年3月。
張凱特，〈論明代公案小說集惡僧故事的承衍與改寫〉，《漢學研究集刊》26，2018年6月。
張華克，〈《寒字檔》中漢文敕諭資料解讀〉，《中國邊政》214，2018年6月。
張寧，〈雞姦為何為姦？──清代雞姦罪立法演變及其特殊性（1740-1911）〉，《法制史研究》33，2018年6月。
張繼瑩，〈水到渠成──明清山西的環境、制度與水利經營〉，《漢學研究》36：1，2018年3月。
梁廷毓，〈地獄鬼卒：清代文獻對「生番」的形象初探〉，《歷史臺灣》16，2018年11月。
莊聲，〈吉林烏拉地區異常氣候與災後重建──以乾隆十六年寧古塔將軍滿文文書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60，2018年12月。
連啟元，〈《明律》縱囚條文規範與社會現象──兼論「縱囚論」的議論與反思〉，《法制史研究》33，2018年6月。
郭嘉輝，〈天下通禮：明代賓禮的流傳與域外實踐的紛爭〉，《臺灣師大歷史學報》59，2018年6月。
陳殷宜，〈清朝回部王公年班制度〉，《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報》6，2018年12月。
陳鈺祥，〈十九世紀清越邊境海盜問題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55，2018年12月。
陳熙遠，〈清代中央繫獄諸神考〉，《法制史研究》33，2018年6月。
彭傳華，〈王陽明《南贛鄉約》鄉治思想探析〉，《哲學與文化》45：4，2018年4月。
曾春僑、鄒濬智，〈以現代執法者視角考察《龍圖公案》中的偵查策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12：4，2018年12月。
廖敏淑，〈中國是獨特的嗎：從清朝的外政及通商制度來看〉，收錄於吳玉山編，《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8年2月。
謝忠志，〈刑人於市：明代棄市刑探析〉，《明代研究》30，2018年6月。
譚家齊，〈晚明《律例臨民寶鏡》所載《新奇散體文法審語》的史料價值及其所反映之閩中社會情況〉，收錄於李金強、郭嘉輝編，《從明清到近代：史料與課題》，臺北：萬卷樓，2018年11月。

（三）書評
Evan Lampe，〈評Robert J. Antony Unruly People: Crime, Community, and State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漢學研究》36：4，2018年12月。
林欣宜，〈評介邵式柏著，林偉盛等譯，《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國史館館刊》57，2018年9月。
張瑞賓，〈邱澎生《從經濟到法律──明清中國市場演化的歷史》評介〉，《法制史研究》34，2018年12月。
魏伯河（Wei Bo-he），〈一石激起千重浪──孔飛力《叫魂》在中國大陸學界反響綜述〉，《漢學研究通訊》37：1，2018年2月。

 

七、近現代（1840-1949）
（一）專書
松岡格，《「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地方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年3月。
曲相霏，《人權離我們有多遠：人權的概念及其在近代中國的發展演變》，臺北：崧燁文化，2018年8月。
苟強詩，《民國時期上海的文學與法律（1927-1937）》，新北：花木蘭文化，2018年9月。
郭勝利，《民國政府西北民族政策研究（上、下）》，新北：花木蘭文化，2018年9月。
陳凱雯，《日治時期基隆築港之政策、推行與開展（1895-1945）》，臺北：國史館，2018年11月。
葉又菁，《生活與法律教育：從愛德華‧薩依德「東方主義」窺視日本治臺時期收養習慣之研究》，臺北：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18年8月。
鈴木哲造，《日治時期臺灣醫療法制之研究》，臺北：五南，2018年7月。
戴馥鴻，《憲政編查館與晚清法制改革》，新北：花木蘭文化，2018年3月。

（二）論文
Li Chen, “Launching an Embryonic American Law School in China 1915~1918”, Soochow Law Journal, 15:2, 2018.
王剛，〈從樞臣、全權大臣、東南督撫的三方互動看《辛丑條約》的形成〉，收錄於李金強、郭嘉輝編，《從明清到近代：史料與課題》，臺北：萬卷樓，2018年11月。
江玉林，〈人格理念與文化法治國家──洪遜欣的法理學思想〉，《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61，2018年10月。
李玉璽，〈雄心勃勃饒高節，總為人民辨不平──陳世榮大法官（1918-1992）的 法曹生涯與他的時代〉，《法制史研究》33，2018年6月。
李戡，〈何世禮與《中日和約》的簽訂──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的角色〉，《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9，2018年5月。
吳育臻，〈嘉義沿山地區阿里山社番租（地）的流失：以晚清劉銘傳清賦事業與政權交替之際為中心〉，《臺灣文獻》69：3，2018年9月。
周東怡，〈清末《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與《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的修訂〉，《臺灣師大歷史學報》60，2018年12月。
周東怡，〈清末教育法制化歷程的一個側面──預備立憲時期的簡易識字學塾〉，《法制史研究》34，2018年12月。
周維強，〈維紀律而昭嚴整──院藏清末陸軍警察史料〉，《故宮文物月刊》421，2018年4月。
林文凱，〈晚清臺灣的財政──劉銘傳財政改革的歷史制度分析〉，《臺大歷史學報》61，2018年6月。
林文凱，〈日本治臺經驗取鑑：戰前福建官方的臺灣調查與考察活動之分析（1911-193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1，2018年9月。
范廣欣，〈從三代之禮到萬國公法──試析郭嵩燾接受國際法的心路歷程〉，收錄於李金強、郭嘉輝編，《從明清到近代：史料與課題》，臺北：萬卷樓，2018年11月。
孫清海，〈儒家是人治、法治還是孝治？──論徐復觀的孟子思想研究〉，《孔孟月刊》56：7/8（667/668），2018年4月。
張世瑛，〈蔣中正與戰時軍法體制的執行──以抗戰中期的三起貪污案件為例〉，《國史館館刊》55，2018年3月。
莊谷中，〈以制度變遷路徑依賴視角，檢視光復初期從「契據登記制」轉換為「權利登記制」之過渡措施，兼論地籍清理個案：「王番」與「王生番」之爭議〉，《土地經濟年刊》29，2018年7月。
許世融，〈「臺灣總督府檔案抄存契約文書」中的客家土地開墾樣貌〉，《臺灣古文書學會會刊》21/22，2018年4月。
郭まいか（玫珂），〈1920年代北京政府與上海租界之關係：以會審公廨為中心〉，收錄於劉維開主編，《近代中國與東亞研究系列之一：1920年代之中國》，臺北：政大出版社，2018年12月。
陳柏良，〈進入中國法框架──論臺灣戰前與戰後選舉與政治資金管理法體系之移植與繼受（一九三五至一九五九年）〉，《中國法研究》6，2018年12月。
陳韶琪，〈日治時期法院副通譯的群體研究〉，《臺灣風物》68：3，2018年9月。
陳韻如，〈《淡新檔案》中姦拐案件：法律傳統的重新檢視〉，《臺灣史研究》25：4，2018年12月。
陳凱雯，〈從《臺北州檔案》看日治時期鶯歌庄的水災與水防〉，《臺北文獻》205，2018年9月。
曾宣靜、林昭庚、孫茂峰，〈民初中醫「醫育法權」之建構（1912-1949）──以《中醫條例》及《醫師法》為論述核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59，2018年6月。
曾宣靜，〈承擔抑或抗辯：醫者醫療刑事責任在民初之轉變〉，《科技、醫療與社會》27，2018年10月。
黃文德，〈法務部調查局特種資料典藏概況〉，《漢學研究通訊》37：3，2018年8月。
楊惟安，〈從華文報紙探究新加坡的廢娼運動（1919-1930）〉，《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2，2018年12月。
廖靜雯，〈日治時期臺灣文明結婚論述中的聘金問題〉，《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2，2018年12月。
趙逸凡，〈晚清北部臺灣「分家」訴訟之研究──以《淡新檔案》之「爭財」等類型為研究對象〉，《史匯》21，2018年11月。
趙晶，〈論小早川欣吾的東洋法制史研究〉，《法制史研究》34，2018年12月。
劉晏齊，〈兒不孤，必有鄰：日治時期臺灣孤兒保護的法律史〉，收錄於陳姃湲主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底層社會：臺灣與朝鮮》，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8年11月。
劉庭華，〈蔣介石在抗戰期間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外交努力〉，《湖北文獻》207，2018年4月。
蕭李居，〈國民政府對德日「防共協定」的因應〉，《國史館館刊》58，2018年12月。
盧俊嵐，〈淺析董必武信訪法治思想及其現實意義〉，《湖北文獻》2019，2018年10月。

（依姓名筆劃排序）

* 本目錄同時刊登於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編，《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13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回選單

 

一、通代（具有概論性質，跨域不同斷代的作品）
（一）論文
徐振雄，〈從禮、法與「禮之法文化」探析傳統中國法律的意涵〉，《理論與政策》20：1，2017年3月。
鄒濬智，〈偵查語言學的上層學科、內涵及其在中國犯罪偵查史的源頭追溯〉，《警專論壇》22，2017年3月。
曾春僑、鄒濬智，〈我國古今刑事鑑識科技綜論〉，《弘光人文社會學報》18，2017 年 6 月。

 

二、先秦
（一）專書
陳紹輝，《楚國法律制度研究》，桃園：昌明文化，2017年3月。

（二）論文
李若暉，〈《厚父》「典刑」考〉，《哲學與文化》44：10，2017年10月。
洪增宏，〈中國最早的司法觀念──論《周易》中「獄」的思維〉，《孔孟月刊》56：1-2 = 661-662，2017年10月。
陳瓊霞，〈由《管子》觀齊法家的法治特徵〉，《哲學與文化》44：11 = 522，2017年11月。

 

三、秦漢魏晉南北朝
（一）專書
倪彬，《漢唐「匿哀」等罪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7年9月。
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    年11月。

（二）論文
陳偉，〈嶽麓書院藏秦簡先王之令解讀及相關問題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1，2017年3月。
陳松長，〈嶽麓秦簡〈亡律〉初論〉，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五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年4月。
劉欣寧，〈秦漢訴訟中的言辭與書面證據〉，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五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年4月。
羅仕杰，〈從敦煌、居延漢簡看漢代邊郡的官、私馬與駱駝〉，《止善》22，2017年6月。
徐世虹，〈大庭脩先生與中國法制史研究──以《秦漢法制史研究》為中心〉，《法制史研究》31，2017年7月。
游逸飛，〈從張家山漢簡論漢初之郡的中央外派性質〉，《漢學研究》35：3，2017年9月。
張循，〈儒、法之間的過渡環節：戰國時代三晉地區的儒學〉，《鵝湖月刊》43：3 = 507，2017年9月。
李綉玲，〈《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所見《說文》未收字研究〉，《東海中文學報》34，2017年12月。

 

四、隋唐五代
（一）專書
嚴茹蕙，《唐日令中所見節假生活初探》，新北：稻鄉，2017年5月。
陳登武，《地獄‧法律‧人間秩序：中古中國宗教、社會與國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6月。
徐道鄰，《唐律通論》，臺北：臺灣中華書局，2017年11月。

（二）論文
邵祖威，〈唐代軍法與軍事審判案例探討〉，收於《博雅與融通：2016吳鳳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吳鳳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17年3月。
陳登武，〈敦煌出土《唐判集殘卷》中的法律與社會問題──兼論唐代「判」的傳播〉，〈法制史研究》31，2017年7月。
陳俊強、高梓軒，〈唐律十惡是否能以贖論〉，《法制史研究》31，2017年7月。
趙妙菁，〈唐律中的華夷通婚──以日本遣唐人員為例〉，《景文學報》27：2，2017年7月。
王志浩，〈中唐「復仇」案例與禮法爭議研究〉，《書目季刊》51：3，2017年12月。
古怡青，〈從差役看唐朝流刑的配送與執行〉，《成大歷史學報》53，2017年12月。
洪銘吉，〈從日本《大寶令》、《養老令》的〈學令〉探討初、盛唐〈學令〉存廢〉，《弘光人文社會學報》21，2017年12月。
陳俊強，〈關於唐代法律中的時間問題〉，《法制史研究》32，2017年12月。
楊曉宜，〈從〈為人興利判〉看唐代官員的均水理念與為政經驗〉，《早期中國史研究》9：2，2017年12月。

 

五、遼宋金元
（一）專書
鄒濬智，《《折獄龜鑑》與古代犯罪偵查：代表案例之分析與古今合證》，桃園：中央警大，2017年2月。
洪倖珠，《宋朝兒童收養》，新北：花木蘭文化，2017年3月。
高明士，《天聖令譯註》，臺北：元照，2017年10月。
鄒濬智，《捕快的口袋書：從現代犯罪偵查看《折獄龜鑑》》，臺北：獨立作家，2017年10月。

（二）論文
張仲元，〈論西夏皇帝制度的轉變〉，《史化》33，2017年10月。
李如鈞 ，〈予奪在上——宋徽宗朝的違御筆責罰〉，《臺大歷史學報》60，2017年12月。
李如鈞 ，〈簡便之罰：宋代的違制罪與「以違制論」〉，《史學彙刊》36，2017年12月。

 

六、明清
（一）專書
劉冰雪，《清代喪葬法律與習俗：以《大清律例》的規定為主要依據》，新北：花木蘭文化，2017年3月。
陳惠馨，《向法規範回歸之清代法制研究》，臺北：元照，2017年5月。
沈成寶，《清代則例適用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7年9月。
鹿智鈞，《根本與世僕：清朝旗人的法律地位》，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7年11月。

（二）論文
狄君宏，〈論《孝慈錄》之改制與影響〉，《臺大中文學報》56，2017年3月。
林文凱，〈清代臺灣與近代早期英格蘭的土地制度與經濟發展：一個統治理性的比較制度分析〉，《思與言》55：1，2017年3月。
陳殷宜，〈清朝回疆阿奇木伯克的職掌〉，《民族學界》39，2017年4月。
池永歆，〈清代臺灣中部的鹿產：以「岸裡大社文書」文本為主軸的論述〉，《嘉大應用歷史學報》2，2017年5月。
吳靜芳，〈清律「原毆傷輕，因風身死」例的成立與變化〉，《東吳歷史學報》37，2017年6月。
林宜萱，〈清代臺灣漁村社會──牽罟合約文書解析〉，《臺灣史料研究》49，2017年6月。
張凱特，〈晚明公案小說集中清官形象形構之對蹠筆法所映現社會意識〉，《漢學研究集刊》24，2017年6月。
江存孝，〈清代前期「殺死姦夫」條的規定及其裁判實態〉，《法制史研究》31，2017年7月。
謝晶，〈財產何必「神聖」？──清代「盜官物」律例論解〉，《法制史研究》31，2017年7月。
顧元，〈名分攸關與夾簽聲請──清代服制命案中的嚴格責任與衡平裁斷〉，《法制史研究》31，2017年7月。
孔令偉，〈國法與教法之間：清朝前期對蒙古僧人的禁限與懲處──以《理藩院滿蒙文題本》中蒙古僧人坐罪案例為核心〉，《歷史人類學學刊》15：2，2017年10月。
陳殷宜，〈清朝回疆伯克年班制度〉，《民族學界》40，2017年10月。
楊鎮魁，〈明太祖時期中央審判機構的淵源與變遷──以大理寺設置為例〉，《史匯》20，2017年10月。
齊汝萱，〈黜邪崇正──《大清會典》中的民間秘密宗教兼論官方政策〉，《史匯》20，2017年10月。
吳靜芳，〈清代前期（1723-1820）民間傷口處理與破傷風治療──以鬥毆因風身死案為中心的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7，2017年11月。
李宗育，〈《大清律例．刑律．鬬毆》與和諧秩序的想像──十九世紀中國川陝楚地區客民錢債糾紛及其暴力〉，《法制史研究》32，2017年12月。
邱唐，〈清代對外法律秩序的規範分析──以乾隆朝為中心〉，《法制史研究》32，2017年12月。
陳玉美，〈跨域、情殺與法秩序──乾隆時期臺灣邊區的法律與社會問題〉，《法制史研究》32，2017年12月。
郭嘉輝，〈論「李善長案 」的形成與性質──從《昭示姦黨錄》的重構切入分析〉，《明代研究》29，2017年12月。
張孟珠，〈「賣某少頭嘴」：從「以妻為貨」現象窺探臺灣底層社會的能動性（從清領到日治初期）〉，《文化研究》25，2017年12月。

（三）書評
張孟珠，〈書評：Matthew H. Sommer, Polyandry and Wife-Selling in Qing Dynasty China: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Judicial Intervention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95，2017年3月。
胡祥雨，〈書評：Matthew H. Sommer, Polyandry and Wife-Selling in Qing Dynasty China: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Judicial Interventions,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漢學研究》35：2 = 89，2017年6月。
林文凱，〈從「性別政治」論賣妻現象：評論張孟珠「賣某少頭嘴」一文〉，《文化研究》25，2017年12月。

七、近現代（1840-）
（一）專書
王泰升，《去法院相告──日治臺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2月。
武之璋，《臺灣光復日產接收真相暨檔案彙編》，臺北：致知學術，2017年3月。
施瑋，《近代中國刑事審判制度研究（1902-1937）》，新北：花木蘭文化，2017年3月。
吳豪人，《殖民地的法學者：「現代」樂園的漫遊者群像》，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4月。
劉波，《中國郵政立法研究──以近現代社會變遷為背背景（上、下）》，新北：花木蘭文化，2017年9月。
唐屹編輯，《中華民國國史館典藏外交部移轉中法邊界及抗戰以來中國外交專題研究檔資叢書第一冊》及《中華民國國史館典藏南沙群島檔資叢書第一冊刊本》合刊本 ，臺北：唐屹，2017年10月。
何鳳嬌、林正慧、吳俊瑩編，《霧峰林家文書集‧補遺》，臺北：國史館，2017年12月。
薛化元、許志雄主編，王良卿等著，《中華民國憲法七十年》，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7年12月。

（二）論文
余青，〈論陶希聖的法治思想──以《夏蟲語冰錄》為主要依據〉，《湖北文獻》202，2017年1月。
吳有道，〈從古契約書探討臺灣地方土著地權的流動：以臺中大肚山坪頂臺地區為例〉，《中國地方自治》70：2，2017年2月。
趙萃文，〈試析刑法親親相隱的歷史軌跡和當代價值〉，《軍法專刊》63：1，2017年2月。
王泰升，〈臺灣的繼受歐陸民法：從經由日中兩國到自主採擇〉，《法令月刊》68：4，2017年4月。
吳宗謀，〈實踐導向的法律史研究：運用歐洲法律史知識書寫臺灣原住民族傳統規範的可能性〉，《臺灣原住民族法學》1：2，2017年4月。
林文凱，〈臺灣「中央財政」體制的轉型：日治初期(1898~1905)後藤新平總督府財政改革之歷史意義〉，《中央大學人文學報》63，2017年4月。
梁弘孟，〈論大理院判解中妾的地位──以財產關係為重心〉，《中正大學法學集刊》55，2017年4月。
李承機，〈在文字權力與檔案統治之外──殖民地臺灣的音聲文化與唱片取締政策的形成〉，《歷史臺灣》13，2017年5月。
李春福，〈臺灣日治時期「刑事訴訟」近代化之探討〉，《興大法學》21，2017年5月。
吳聰敏，〈大租權土地制度之分析〉，《經濟論文叢刊》45：2，2017年6月。
黃仁姿，〈戰爭與糧食：二戰期間臺灣糧食管理體制的建構（1939-1945）〉，《國史館館刊》52，2017年6月。
謝濬澤，〈二十世紀初臺灣與福建商人間的國籍選擇與商業糾紛：以林謀昌案為中心〉，〈臺灣史研究》24：2，2017年6月。
王志亮，〈中西刑獄文化交流中的《萬國公報》〉，《矯政》6：2，2017年7月。
江玉林，〈人格尊嚴與徐復觀的民主政治思想〉，《法制史研究》31，2017年7月。
吳歡，〈「形散」與「神聚」──民初平政院行政訴訟裁決書再探〉，《法制史研究》31，2017年7月。
李春福，〈民初大理院非常上訴判決之研究〉，《東吳法律學報》29：1，2017年7月。
黃源盛，〈晚清民國民法繼受百年〉，戴東雄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身分法之回顧與前贍：戴東雄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臺北：元照，2017年8月。
陳宛妤，〈日治時期土地法律關係之法源──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80號判決評析〉，《月旦裁判時報》63，2017年9月。
陳宛妤，〈辯護士古屋貞雄的跨境、思想與行動〉，《臺灣史研究》24：3，2017年9月。
王泰升，〈政府檔案的整編及學術上運用：一位臺灣法律史研究者的經驗談〉，《國史館館刊》54，2017年12月。
林文凱，〈臺灣近代統治理性的形構：晚清劉銘傳與日治初期後藤新平土地改革的比較 〉，《臺灣史研究》24：4，2017年12月。
許蕙玟，〈日治初期商標法施行及其發展──以煙草商標登錄為主〉，《臺灣史學雜誌》23，2017年12月。
黃美惠，〈日本統治初期における在臺日本人の社会秩序の形成──地域自治組織の結成を中心に〉，《臺大日本語文研究》34，2017年12月。
楊素霞，〈原敬の内地延長主義とその実現--臺湾と樺太の植民地統治機構の構築〉，《臺大日本語文研究》34，2017年12月。
趙晶，〈論宮崎道三郎的東洋法制史研究〉，《法制史研究》32，2017年12月。
劉楷悅，〈法律近代化對女性的負面影響──以民國榮縣繼承糾紛中的寡婦權利為例〉，《法制史研究》32，2017年12月。

 

* 本目錄同時刊登於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編，《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12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回選單

 

一、通代（具有概論性質，跨域不同斷代的作品）
（一）專書
倪延年，《中國古代報刊法制發展史》，花木蘭文化，2016年。
黃源盛，《中國法史導論》，犁齋社，2016年2月修訂三版。
柳立言主編，《史料與法史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年8月。

（二）論文
黃源盛，〈人性、情理、法意——親親相隱制的傳統與現代〉，《法制史研究》29，
2016年6月。
趙晶，〈正史《刑法志》「文本」研究路徑舉要〉，《法制史研究》29，2016年6
月。
宮宅潔，〈中國古代「罪」的概念——罪穢、淨化、分界〉，柳立言主編，《史料與法史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年8月。
王立民，〈中國古代的道德建設立法及其啟示〉，《中國法學文檔》第13輯，元照出版社，2016年8月。
柴榮，〈中西歷史情境中「民法」之共同核心研究〉，《中國法學文檔》第13輯，元照出版社，2016年8月。
范忠信，〈律令關係、禮刑關係與律令制法律體系演進──中華法系特徵的法律淵源角度考察〉，《中國法學文檔》第13輯，元照出版社，2016年8月。
楊永良，〈臺灣大學典藏桃木文庫《律》版本及其頭注之探究〉，《大學圖書館》20：2，2016年9月。
吳景傑，〈傳統中國「拾得遺失物」行為法律規範諸問題〉，《法制史研究》30，2016年12月。

 

二、先秦
（一）專書
區永圻，《戰國秦漢法家諸問題研究》，花木蘭出版社，2016年9月。
蕭旭，《《荀子》校補 （上、中、下）》，花木蘭出版社，2016年9月。

（二）論文
黃震雲，〈《論語》「刑罰不中」和西周「法以濟禮」原則〉，《孔孟月刊》54：7，
2016年4月。
林育瑾，〈以韓非思想反思審議式民主的困境與可能〉，《國家發展研究》15：2，2016年6月。

三、秦漢魏晉南北朝
（一）專書
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年9月。
羅仕杰，《漢代居延、肩水出土簡牘研究》，上揚國際開發，2016年5月。

（二）論文
徐衛民，〈從考古文獻資料看秦之管理水準〉，《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2，2016年2月。
吳昌哲，〈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戒之戒之」章（三三貳至四九貳）釋讀 〉，《思辨集》19，2016年3月。
呂映靜，〈《嶽麓書院藏秦簡（壹）‧為吏治官及黔首》札記二則 〉，《思辨集》19，2016年3月。
陳連禎、周美華、周敏華，〈秦、漢時期的警察派出所——「亭」之廳舍建築規模及其職責〉，《警察行政管理學報》12，2016年5月。
陳中龍，〈從古籍中的「雜篇」看秦漢〈雜律〉的篇目問題〉，《止善》20，2016年6月。
陳炫瑋，〈秦漢時代的鞫獄措施及其相關問題探究〉，《清華學報》46：2，2016
年6月。
閻鴻中，〈《史記．循吏列傳》析疑〉，《台大歷史學報》57，2016年6月。
白品鍵，〈秦漢吏道之源流與實踐〉，《淡江中文學報》34，2016年6月。
徐世虹，〈文獻解讀與秦漢律本體認識〉，柳立言主編，《史料與法史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年8月。
籾山明，〈簡牘文書學與法制史——以里耶秦簡為例〉，柳立言主編，《史料與法史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年8月。
李均明，〈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考證八則〉，柳立言主編，《史料與法史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年8月。
韓樹峰，〈漢晉法律的清約化之路〉，柳立言主編，《史料與法史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年8月。
周美華，〈秦法「苛」乎？試論劉邦「約法三章」可贏得關中民心之關鍵〉，《警察通識叢刊》6，2016年8月。
游逸飛，〈三府分立——從新出秦簡論秦代郡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7：3，2016年9月。
劉欣寧，〈漢代「傳」中的父老與里正〉，《早期中國史研究》8：2，2016年12月。
詹今慧，〈出土秦漢法律文獻中的「庶人」〉，《法制史研究》30，2016年12月。
李萬晉，〈從董仲舒行誼看《春秋折獄》之事例來源〉，《法制史研究》30，2016
年12月。
鄒濬智，〈古與今：秦漢雜家雙璧《呂覽》、《淮南子》管理思想要義與警察組織管理學說比觀合證〉，《警專論壇》21，2016年12月。
鄒濬智，〈周秦兩漢基層治案單位「亭」論介〉，《警專論壇》21，2016年12月。

 

四、隋唐五代
（一）專書
霍志軍，《唐御史臺職官編年彙考（初盛唐卷）》，花木蘭出版社，2016年3月。

（二）論文
桂齊遜，〈唐律關於「故意犯」、「過失犯」、「錯誤犯」相關規範研究〉，《史學彙刊》35，2016年。
段知狀，〈唐代《道僧格》若干問題辨析〉，《玄奘法律學報》25，2016年6月。
高明士，〈唐代的身分制社會〉，《興大歷史學報》30，2016年6月。
邵祖威，〈《唐律．名例律》中人權精神的展現——生存權為例〉，《通識教育與多元文化學報》6，2016年7月。
趙晶，〈唐令復原所據史料檢證——以令式分辨為線索〉，柳立言主編，《史料與法史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年8月。
洪藝芳，〈敦煌收養文書的內容及其文化內涵〉，《敦煌學》32，2016年8月。
嚴茹蕙，〈禮俗法制的交融——日本《服忌令》探源兼論與唐令關係〉，《法制史研究》30，2016年12月。
毛漢光，〈中國中古皇權之極限——以唐代詔書封駁為中心〉，《止善》21，2016年12月。

 

五、遼宋金元
（一）專書
洪金富，《校訂本元典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年3月。
周峰，《西夏文《亥年新法．第三》譯釋與研究》，花木蘭文化，2016年3月。
鄒濬智、蔡佳憲，《是誰讓屍體說話？——看現代醫學如何解讀《洗冤集錄》》，獨立作家，2016年6月。
石璠，《宋代老年人法律保護研究 》，花木蘭文化，2016年9月。
王信杰，《元代刑罰制度研究：以五刑體系為中心》，花木蘭文化，2016年9月。
李雲龍，《宋例研究》，花木蘭文化，2016年9月。
李如鈞，《學校、法律、地方社會：宋元的學產糾紛與爭訟》，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12月。

（二）論文
鄒濬智、蔡佳憲，〈試從現代醫學分析《洗冤集錄》幾段難解之處 〉，《警專論壇》18，2016年3月。
柳立言，〈從立法的角度重新考察宋代曾否禁巫〉，柳立言主編，《史料與法史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年8月。
徐永輝，“The Sentencing of Tang Zhongyou: A Legal Case Study of Song Dynasty”，《龍陽學術研究集刊》17，2016年9月。
李承龍、李智平，〈從折獄龜鑑文選，對物證科學的啟發 〉，《警專論壇》21，2016年12月。

（三）書評
韓承樺，〈書評：李隆獻，《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宋元明清編》〉，《明代研究》26，2016年6月。

 

六、明清
（一）專書
胡堅，《清代順康雍三朝文字獄個案研究》，花木蘭出版社，2016年9月。

（二）論文
曾美芳，〈「那移出納」律與明代財政管理制度〉，《臺大歷史學報》57，2016年。
連啟元，〈明代文人獄中經驗的書寫：以政治案件為考察核心〉，《成大歷史學報》50，2016年。
梁弘孟，〈尊長權與貞節的衝突——以刑案匯覽中「子婦拒姦殺傷伊翁」類案件為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50，2016年1月。
陳詩瑋，〈從族規、家訓試論明清徽州社會的「成人之道」〉，《政大史粹》29，2016年3月。
張雁喬，〈羈人與畸人：論徐文長的獄中書寫〉，《思辨集》19，2016年3月。
張仁善，〈論清代宗族的糾紛化解功能〉，《法制史研究》29，2016年6月。
陳煜，〈論《大清律例》與各部院則例的銜接〉，《法制史研究》29，2016年6月。
陳重方，〈乾隆八年《大清律例》的頒行〉，《法制史研究》29，2016年6月。
李明，〈為愛鬼頭銀，命比鴻毛輕——清代命案中的賄買頂凶〉，《法制史研究》29，2016年6月。
余俊鋒，〈法律條文與社會心態：內閣大庫檔案所見清前期有關「雞姦犯罪」的兩個面向（1644~1740）〉，《史轍》12，2016年7月。
王泰升、曾文亮、吳俊瑩，〈論清朝地方衙門審案機制的運作——以《淡新檔案》為中心〉，柳立言主編，《史料與法史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年8月。
林文凱，〈清代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論檢討——「地方法律社會史」研究提出的對話〉，柳立言主編，《史料與法史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年8月。
谷井陽子，〈明清律學與士人社會〉，《法制史研究》30，2016年12月。
陳延濤，〈冕寧檔案所見清代婦女抱告制度——兼論清代婦女的訴訟地位〉，《法制史研究》30，2016年12月。
鄭智，〈巫術何以致罪？——試論清代巫術犯罪中的因果關係及其法律適用〉，《法制史研究》30，2016年12月。

（三）書評
杜金，〈清代中國法秩序的原理與結構——《權力與冤抑：寺田浩明中國法史論集》述評〉，《法制史研究》29，2016年6月。
林文凱，〈書評：阿風，《明清徽州訴訟文書研究》〉，《明代研究》27，2016年12月。

 

七、近現代（1840-1949）
（一）專書
殷莉，《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法制研究》，花木蘭文化，2016。
周震歐，《民國以來犯罪矯治制度評述》，文史哲，2016。
周惠民主編，《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外交史論》，政大出版社，2016年1月。
詹評仁編著，《南瀛古契集錦》，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6年5月。
吳豪人主編，《大正十三年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豫審記錄（臺灣史料叢刊20）》，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6年6月。
徐國章編著，《臺灣總督府律令史料選編（明治38年）》，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6年6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法越南交涉檔：光緒元年到宣統三年》（共七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7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教務教案檔：同治十年到光緒四年》第三輯（共三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7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教務教案檔：光緒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第六輯（共三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7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俄關係史料 : 中東鐵路與俄政變民國十年（192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7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日關係史料 : 通商與稅務（附禁運） 民國元年至五年（1912-19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7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日關係史料 : 路礦交涉民國元年至五年（1912-19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7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日關係史料 : 郵電航漁鹽林交涉民國元年至五年（1912-19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7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俄關係史料 : 俄政變與一般交涉（一）民國六年至八年（1917-191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7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俄關係史料 : 俄政變與一般交涉（二）民國六年至八年（1917-191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7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俄關係史料 : 一般交涉民國九年（192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7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俄關係史料 : 一般交涉民國十年（192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7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一）民國六年至八年（1917-191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7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二）民國六年至八年（1917-191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7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一）民國六年至八年（1917-191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7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二）民國六年至八年（1917-191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7月。
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7月。
台灣法律史學會主編，《台灣法律史的探究及其運用》，元照出版社，2016年8月。
輔仁大學校史室編，《輔仁大學校史室收藏南京教區契約文書選輯》，輔大書房，2016年8月。
蘇潔，《民國時期西康司法審判制度改革與實踐研究》，花木蘭文化，2016年9月。
朱文原編，《國民政府禁煙史料：第一冊組織法令（一）》，國史館，2016年9月。
朱文原編，《國民政府禁煙史料：第二冊組織法令（二）》，國史館，2016年9月。
朱文原編，《國民政府禁煙史料：第三冊組織法令（三）》，國史館，2016年9月。
朱文原編，《國民政府禁煙史料：第四冊組織法令（四）》，國史館，2016年9月。
張存武、葉泉宏，《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 : 一六一九~一六四三》，國史館，2016年9月。
最高法院編，《最高法院判例全文彙編 :  中華民國二十年至三十八年》，最高法院出版，2016年10月。
最高法院編，《最高法院判例全文彙編 : 民事（民國20年~38年）》，最高法院出版，2016年10月。
最高法院編，《最高法院判例全文彙編 : 刑事（民國20年~38年）》，最高法院出版，2016年10月。
徐國章編著，《臺灣總督府律令史料選編（明治39年）》，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6年12月。
何鳳嬌、林正慧、吳俊瑩編輯，《霧峰林家文書集 : 閩臺相關信函》，國史館，2016年12月。

（二）論文
孫森焱，〈臺灣司法之過去與現在〉，《靜宜法學》5，2016年。
江玉林，〈明治國家與臣民的製作——從反思殖民台灣的新國民認同談起〉，政大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主編，《法文化研究（二）：歷史與創新》，元照出版社，2016年。
呂慎華，〈庚辛之際赫德的業餘外交——以海關總稅務司署土地產權之爭為中心〉，周惠民主編，《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外交史論》，政大出版社，2016年1月。
鮑牧松，〈袁世凱對日本「二十一條」要求的態度、反應及對策 〉，《傳記文學》108：1，2016年1月。
應俊豪，〈通州輪劫案與中英關係：從海軍合作、外交交涉到法權爭議〉，周惠民主編，《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外交史論》，政大出版社，2016年1月。
李鎧揚，〈1920年後臺灣地方行政中街庄議會的運作〉，《臺灣學研究》19，2016年1月。
王泰升，〈概述臺灣法的歷史〉，《臺灣法學雜誌》290，2016年2月。
吉辰，〈「自出機杼」的創舉：論清末民初外交中的「國電」〉，《政大史粹》29，2016年3月。
張雪舫，〈南京教區契約文書初探〉，《輔仁歷史學報》36，2016年3月。
玉置充子，〈「臺北州檔案」：日治時期鶯歌庄行政文書之概要與史料價值〉，《臺灣史研究》23：1，2016年3月。
張安琪，〈日治時期臺灣土地調查事業前的官有財產接收與地方公共事業整理〉，《臺灣史學雜誌》20，2016年6月。
曾雅真，〈國際規範的不完全擴散：以清日島嶼主權爭議中有效控制概念的學習成效為例〉，《政治學報》61，2016年6月。
陳惠芬，〈知識轉型與國家改造——張君勱對戰後歐洲各國代議制改造的考察（1919-1921）〉，《法制史研究》29，2016年6月。
劉猛，〈作為法學家的王世杰——學術與思想〉，《法制史研究》29，2016年6月。
黃源盛，〈法律繼受與法律語言的轉換——以晚清《大清新刑律》的立法為例〉，《政大法學評論》145，2016年6月。
陳維新，〈清末新疆塔爾巴哈臺段界圖及界務交涉（1864~1893）〉，《故宮學術季刊》33：4，2016年6月。
沈明昌，〈憲政主義思想演變之中西融和的可能——法制史的研究途徑〉，《警專論壇》19，2016年6月。
陳惠馨，〈從清朝宮中檔與軍機處檔案分析布政使與按察使之法律角色與功能〉，政大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主編，《法文化研究（二）：歷史與創新》，元照出版社，2016年6月。
陳惠馨，〈傳統中國成文法與判例交互運用——以漢朝及清朝為例〉，政大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主編，《法文化研究（二）：歷史與創新》，元照出版社，2016年6月。
田口正樹，〈岡松參太郎與日本統治下之台灣舊慣調查〉，政大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主編，《法文化研究（二）：歷史與創新》，元照出版社，2016年6月。
黃文顥，〈公積制度的引進——「公積」現代涵義的認識與確立〉，《史轍》12，2016年7月。
吳欣陽，〈台灣語言規劃之典範移轉〉，台灣法律史學會主編，《台灣法律史的探究及其運用》，元照出版社，2016年8月。
陳怡君，〈自訴制度之法律史考察〉，台灣法律史學會主編，《台灣法律史的探究及其運用》，元照出版社，2016年8月。
王泰升，〈台灣日治前期民事法制的變革——以法院制度及習慣法為中心〉，台灣法律史學會主編，《台灣法律史的探究及其運用》，元照出版社，2016年8月。
劉晏齊，〈日治時期台灣法律中的兒童／未成年人——概念的形成及其意義〉，台灣法律史學會主編，《台灣法律史的探究及其運用》，元照出版社，2016年8月。
陳宛妤，〈台灣日治時期的擔保制度與近代金融機構〉，台灣法律史學會主編，《台灣法律史的探究及其運用》，元照出版社，2016年8月。
曾文亮，〈日治時期台灣人家族舊慣——由宗法之家朝向戶主之家的多重構造〉，台灣法律史學會主編，《台灣法律史的探究及其運用》，元照出版社，2016年8月。
王祥豪，〈日治時期治安警察法與台灣人政治反對運動〉，台灣法律史學會主編，《台灣法律史的探究及其運用》，元照出版社，2016年8月。
吳俊瑩，〈從日治代書業務看台灣人的法律生活〉，台灣法律史學會主編，《台灣法律史的探究及其運用》，元照出版社，2016年8月。
梁弘孟，〈從「父母之命」到「兩情相悅」——論民初法制發展中男女結婚意思對婚姻締結之影響〉，《政大法學評論》146，2016年9月。
劉澤民，〈北港鎮劉厝庄吳家古文書概述〉，《臺灣文獻》67：3，，2016年9月。
戴東雄，〈子女稱姓之現代化〉，《法制史研究》30，2016年12月。
趙晶，〈論廣池千九郎的東洋法制史研究〉，《法制史研究》30，2016年12月。
陳立樵，〈一次戰後中國與伊朗之權益爭取及條約締結（1918-1921）〉，《近代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政大出版社，2016年12月。
應俊豪，〈愛仁輪事件與國民政府外交部的處置對策〉，《近代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政大出版社，2016年12月。
張安琪，〈日治初期臺灣土地調查事業階段的「公業」概念演變〉，《國史館館刊》50，2016年12月。
陳瑛珣，〈臺中東勢客家拓墾特色的社會資本建構：以劉啓成古文書為討論對象〉，《人文與應用科學期刊》10，2016年12月。

（三）書評
林政佑，〈評山田美香，《日本植民地．占領下の少年犯罪——台湾を中心に》〉，《新史學》27：2，2016年。

（四）座談會紀錄
曾文亮、陳昭如、黃詩淳、陳立夫，〈從法律史觀點論祭祀公業條例的制定及施行〉，《台灣法律史的探究及其運用》，元照出版社，2016年8月。

 

* 本目錄同時刊登於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編，《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11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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